关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契约结构的重塑,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通过两个信托契约来构造证券投资基金契约,即由投资者分别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订立基金管理契约和基金托管契约;第二种观点主张由基金管理人为委托人、基金托管人为受托人订立一个以投资者为受益人的信托契约。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均不妥当。就第一种观点而言,其虽然将投资者作为基金契约的当事人,有利于保护投资者权益,但存在以下一些问题。其一,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明确。根据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实践,须由基金管理人指示基金托管人运用基金财产进行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人执行基金管理人的指示并监督其行为。但依此观点,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之间无契约关系,这使得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各自的权利义务不清,从而有碍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运作。若再由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订立第三个契约,又造成基金契约结构过于复杂,不仅投资者难以理解,而且实践中也难以接受。其二,可操作性较差。证券投资基金为大众集合投资方式,投资者数量众多,要求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分别与每一个投资者订立契约既不必要也难以实现。就第二种观点而言,其固然具有结构简明、易行的优势,但也存在以下一些缺陷。第一,基金管理人作为委托人地位的合法性问题。信托关系的委托人必须是财产的所有者,而基金契约中基金财产的所有权属于投资者,基金管理人对基金财产并不享有所有权。第二,基金托管人的受托人地位的合法性问题。信托关系中受托人负有积极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义务,而基金契约中基金财产的管理权基本上由基金管理人享有,基金托管人的职责主要是执行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指示和保管基金财产。第三,对投资者权益保护不周延。信托关系中受益人法律地位在较早引入信托制度的日、韩等国都一直学说纷杂,我国《信托法》对受益人权益的保护也有诸多不足之处,如赋予受益人撤销权事由较窄、将信托监察人制度仅适用于公益信托、限定信托监督制度适用于公益信托等。投资者仅为基金契约受益人,其权益恐怕难以真正得到保障,不如将其作为基金契约当事人,更能全面保障其权益。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契约应为投资者作为委托人兼受益人、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分别为管理受托人和托管受托人所订立的规范三者在证券投资基金运作中权利义务的契约。这样,形成投资者、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三位一体的一元证券投资基金契约结构。采取这种结构具有以下三方面优越性。
首先,有利于投资者权益的全面保障。投资者既是基金契约的当事人,又兼具信托关系的委托人与受益人地位,同时享有合同法上契约当事人的权利和信托法中委托人与受益人的权利,能使其权益得到全面的保障。
其次,有利于证券投资基金的有效运作。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共同接受投资者的委托,分别为管理受托人和托管受托人,其分工协作、相互监督、各负其责,保证了证券投资基金的有效运作。
再次,有利于证券投资基金契约关系的简洁、明晰。采取这种结构,能将投资者、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各自的权利义务在一个契约中确定下来,不必另外订立其他契约,使证券投资基金契约关系十分简明。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采取先订约后募集的设立方式,投资者、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不可能同时做出意思表示和进行意思交流,加之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数量众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与每个投资者都订立基金契约既不必要也无法实现,因此在实践中,可在确定投资者为基金契约当事人的前提下,由发起人作为投资者的代理人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先拟定基金契约条款,经证监会审批后,由发起人将其和招募说明书公之于众并向社会公众出售基金份额。若投资者购买了基金份额,则表明对发起人代理行为的追认,接受了基金契约,成为基金契约的当事人;若不购买基金份额,则不成为基金契约的当事人。尽管此时投资者并未参与基金契约的拟定,但基金契约条款已经证监会批准且须经过投资者审查方对其产生效力,因此并不会对投资者的权益保护不利。
信托营收实力排名 https://www.vipixiu.com/rankList/revenue_ran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