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托公司的经营规则概述
信托依受托人是否以承受信托为营业,有营业信托与非营业信托之分。营业信托又称商事信托,除适用信托法的规定外,尚应适用相关特别法的规定。“信托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而常业经营信托业务的组织机构,其经营规则如何设计对信托公司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影响。
由于我国2001年才颁布《信托法》,此前的《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管理暂行规定》内容集中在对信托公司的行政管理规定上,至于经营规则如何,则并未加以规定,因而当时信托公司徒有信托之名而无信托之实。《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依据《信托法》的规定,专门对营业信托的设立、信托公司的权利、义务以及违反信托义务的民事责任等问题作了详细规定,这样,信托公司的经营规则得以正式确立。但这些经营规则尚存在诸多缺陷,制约了信托公司的发展。一是大部分信托公司仍然没有确立以资产管理为核心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代客理财的资产管理业务;二是部分信托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存在着逆向关联交易,即信托公司再次成为大股东的融资平台和利益输送的载体。”鉴于此,《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管理办法》对原来关于信托公司的投资范围和比例、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同业拆借、信托资金来源和受益权转让等规则作了部分修改和补充,这使得信托公司的经营规则更臻完善。然而,笔者认为,目前的信托公司经营规则尚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对集合资金信托投资者的限制过于严格。《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管理办法》虽然取消了原来关于信托公司集合运用信托资金时,接受委托人的资金信托合同不得超过200份,且每份合同金额不得低于人民币5万元的这一不合理限制,但又对自然人投资者的规模加以限制,并引入了“合格投资者”的概念。根据该办法第5条和第6条规定,单个信托计划的自然人人数不得超过50人,而所谓合格投资者是指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人:投资一个信托计划的最低金额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个人或家庭金融资产总计在其认购时超过100万元人民币,且能提供相关财产证明的自然人;个人收入在最近3年内每年收入超过20万元人民币或夫妻双方合计收入在最近3年内每年超过30万元人民币,且能提供相关收入证明的自然人。
合格投资者概念的引入和自然人规模的设限,意味着信托公司传统的以中低端客户、自然人客户、非指向性客户为主导的市场结构和客户结构已转向高端客户,重在树立集合资金信托是专业公司为富人理财的产品意识。“而这在我国目前是不现实的。我国的富人阶层形成于改革开放以后,现在大多在四五十岁左右,正处在人生年富力强的时期。这一代富人大部分属于创业者,懂经营、会管理,对于委托他人代为理财往往不感兴趣,而且他们尽管有资金,却常常还处在资金需求者的地位。按照《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管理办法》的此种规定,信托公司信托业务的发展空间将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而由于我国一般社会大众拥有一定的闲散资金,但又缺乏投资理财的能力,因而在客观上其存在着对集合资金信托的巨大需求。我国信托公司发展信托业务,不能无视一般社会大众的这种需求。因此,笔者建议取消对集合资金信托投资者的上述严格限制。
其次,对信托公司营销宣传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制约不合理。依《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管理办法》第8条的规定,信托公司推介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时,不得进行公开营销宣传,不得委托非金融机构进行推介。而目前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经营的理财产品,尽管没有明确使用“信托”字样,但均利用了信托原理。”这些产品性质上与信托公司提供的产品并无区别,但在公开募集和销售渠道等方面均不受限制。这就使得经过多次整顿才艰难生存下来的信托公司处于不平等竞争的地位,不利于其信托业务的发展。因而,实有必要删除对信托公司营销宣传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加以制约的上述规定。
再次,阻碍了信托受益权的自由转让。受益人依信托行为所享有的获取信托利益的权利即受益权,其在性质上属于一种财产权利,理当可以转让。在个别信托即受益人为一人或少数几人的情况下,受益权的转让不成问题,依民法关于财产权转让的一般规定即可顺利进行。然而,在集团信 托情形下,往往有许多受益人共享一个受益权。此时,受益权的转让便成问题,需履行许多繁琐的手续,如分割受益、更换受益人名册等。为了简化受益权的转让手续与强化受益权让与的效力,以提高受益权的流通性,使一般社会大众得以充分有效地利用信托制度,将受益权证券化,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办法。我国《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管理办法》考虑到了此点,在第5条第6项规定:“信托受益权划分为等额份额的信托单位。”但其却在第29条进一步规定:“信托计划存续期间,受益人可以向合格投资者转让其持有的信托单位。信托公司应为受益人办理受益权转让的有关手续。信托受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的,受让人不得为自然人。机构所持有的信托受益权,不得向自然人转让或拆分转让。”这样,使得信托受益权的转让受到了严格限制,不利于受益权的自由流通和一般社会大众利用信托制度。而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当信托受益权证券化时,受益人便成受益证券的持有人,受益权的转让则经交付(无记名受益证券)或背书交付(记名式受益证券)受益证券即可,对受让人也未作特别限定。“由此,大大促进了信托受益权的流通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的发展。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值得借鉴。
最后,禁止信托公司承诺补偿本金与补足利益不妥当。信托财产上的权利与利益相分离、有限责任是信托的两个基本理念。这意味着受托人虽然对信托财产享有管理、处分的权利,但由此所生的利益都归属于受益人;如果没有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信托财产的网络营销外包也应由受益人承担,受托人对受益人只以信托财产为限负有限责任。然而8本和韩国的《信托业法》对此基本理念却作了例外规定,即在信托公司承受运用方法不特定的金钱信托时,委托人和受托人可以缔结补偿本金与补足利益的条款。换言之,对于运用方法不特定的金钱信托,委托人和作为受托人的信托公司可以约定,由信托公司保证信托本金不受网络营销外包或保证最低收益率,否则,信托公司应负责补偿本金网络营销外包或补足最低收益。这就例外地使受托人对受益人承担了无限责任。这种补偿本金与补足利益条款,在法律上属于一种保证契约。据有的学者研究,日本《信托业法》之所以率先允许这种条款的存在,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其一,运用方法不特定的金钱信托,受托人对于信托财产的管理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故其运用的责任也应由信托公司负担;其二,在日本制定《信托业法》时,信托公司尚未获得社会大众的信任。因此,为提高信托交易的信用,促进信托业务的发展,特作上述例外规定。日本信托公司发展中所遇到的这一问题,其实是继受信托制度的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以及我国所共有的问题,因此,后来韩国《信托业法》也作了相同的规定。
但反观我国,《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34条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8条均明文禁止信托公司开展信托业务时承诺信托财产不受网络营销外包或保证最低收益,而同样是利用信托原理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商业银行,现行立法则允许其承诺保证本金或固定收益。2005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12条、第14条允许商业银行实施保证收益理财计划和保本浮动收益理财计划,其中第12条规定:“保证收益理财计划,是指商业银行按照约定条件向客户承诺支付固定收益,银行承担由此产生的投资风险,或银行按照约定条件向客户承诺支付最低收益并承担相关风险,其他投资收益由银行和客户按照合同约定分配,并共同承担相关投资风险的理财计划。”第14条规定:“保本浮动收益理财计划是指商业银行按照约定条件向客户保证本金支付,本金以外的投资风险由客户承担,并依据实际投资收益情况确定客户实际收益的理财计划。”这样,无疑使信托公司陷入更为不利的发展境地。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信托公司立法有必要允许信托公司承诺补偿本金和补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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