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上述关于诉讼信托的法律规定以及学界态度并不可取,诉讼信托在我国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具体分析如下。
1.诉讼信托是民众行使诉讼权的合理方式
诉讼权是民众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民众的权利若受到侵害,其应有权通过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而民众究竟是选择亲自参加诉讼还是委托他人代理诉讼或信托他人代为诉讼,理当由其自由决定,法律对民众选择行使诉讼权的方式不应加以强行干涉。由此可知,我国《信托法》禁止诉讼信托的规定是对民众合理行使诉讼权的限制,并无存在的必要。相反,若通过立法承认诉讼信托的有效性,将为民众行使诉讼权提供一条新的途径,这对保障其基本人权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依此而论,有学者提出禁止诉讼信托旨在避免兴讼或滥诉现象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从表面上看,诉讼信托为民众实现其权利提供了一种十分灵活的救济方式,将导致诉讼数量增加的可能。但是,这种诉讼数量增加是民众行使诉讼权利的正当现象,绝对不是所谓兴诉或滥诉。而且信托制度本身也存在防范兴诉或滥诉的内在机制。这表现为:从委托人的角度来看,设立诉讼信托并非没有任何代价,最明显的就是委托人通常需要向受托人支付一定的报酬,这使得委托人设立诉讼信托时将有所顾虑,从而可制约诉讼信托的任意设立;从受托人的角度看,其实施诉讼行为并非没有任何限制和约束,我国《信托法》规定了受托人负有忠实义务、谨慎义务等诸多义务以及违反这些义务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这使得受托人必须考虑进行诉讼的必要性以及能否给受益人带来最大利益,从而可以避免任意实施诉讼行为。
2.诉讼信托符合信托的本质
信托本质上为一种转移与管理财产的方式,其标的是信托财产。凡是具有金钱价值的东西,都可以作为信托财产,如动产和不动产、物权和债权、股票和债券等有价证券。诉讼权利本身不具有金钱价值,当然不能作为信托财产并成为信托的标的。但诉讼信托的标的并非诉讼权利,而是财产权。在诉讼信托中,委托人转移给受托人的权利是其财产权而非单纯的诉讼权利,不过,当委托人将其财产权转移给受托人时,与该财产权密切相关的诉讼权利也随之转移。委托人单纯将诉讼权利转移给受托人而自己享有财产权的“信托”是不符合信托法原理的。另外,诉讼信托的受托人也需要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只不过其与一般的信托财产管理方式和目的;有所不同而已。就财产管理方式而言,诉讼信托的受托人仅通过诉讼的方式使财产权得以实现,而非保存、投资、买卖等一般的信托财产管理方式就财产管理目的来说,诉讼信托中受托人管理财产的目的在于实现财产权,即委托人的财产权在非诉状态下没有得到实现,由受托人通过诉讼的方式予以实现,而非如同一般的信托财产管理旨在追求财产的保全、增值。由此可见,诉讼信托完全符合信托的本质,认为诉讼信托违背信托本质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3.诉讼信托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
在我国既有的制度框架内,就权利主体通过他人实施的诉讼行为实现实体权利这一点上,诉讼代理具有与诉讼信托相同的制度功能。但与诉讼代理制度相比,诉讼信托具有自己独特的制度优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设立方式多样化。诉讼代理的设立,除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其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以及法定代理人之间相互推诿代理责任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人代为诉讼这两种特殊情形外,只能赖于委托人的授权。诉讼信托则既可由生前行为设定,也可由死因行为(遗嘱)设定;生前行为既可以是信托合同,也可以是其他书面形式。
其二,受托人权限广泛。在诉讼代理中,委托代理人只能在被代理人授权的范围内从事诉讼行为,而不能超越代理权限任意为之,即使该诉讼行为对被代理人的利益有利,也是如此。而在诉讼信托中,除了法律或信托文件另有规定的外,受托人一旦接受诉讼信托,其便具有为受益人的利益所采取的一切诉讼权限,只要受托人从事诉讼行为时尽到了信托法要求的谨慎、忠实等义务,委托人和受益人都不得加以干涉。
其三,委托人使他人受益的意愿得以实现。在诉讼代理中,代理行为产生的诉讼利益归属于被代理人,被代理人的债权人能对该诉讼利益主张权利,这样,被代理人使他人受益的意愿难以实现。而在诉讼信托中,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原理使受托人实施诉讼行为产生的诉讼利益免于为委托人或受托人的债权人追索,诉讼利益总是归属于受益人,从而能顺利实现委托人使他人受益的意愿。
以上分析表明诉讼代理制度并不能取代诉讼信托制度的存在价值,加之我国没有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度,委托人完全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选择合适的权利救济方式,因此,以律师代理制度的存在作为否定诉讼信托的立法理由是不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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