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监管组织体系设置的欠缺
构建一个完善的信托监管体系应着重从三个方面入手,即法制体系、监管主体的行为方式和监管主体组织结构。前两个方面我们在前文中已多有提及。监管主体组织结构,主要包括机构设置与职责分工、人员编制等。
历史经验表明,我国信托监管组织体系设置的欠缺,是导致信托监管效率低下的直接原因和关键因素。长期以来,我国信托监管机构设置的层次过低,直接导致信托监管机构难以树立起监管权威,监管力量分散,监管功能弱化。在信托业鼎盛时期,信托业是除银行之外资产规模最大,从业人员最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而当时相应的监管组织规模和层次与信托业的历史地位却极不相称和匹配。这不但是我国信托业发展历程中风险选出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也与证券业、保险业监管机构分设后所呈现出的机构设置层次和规模形成极大的反差。2003年中国银监会正式成立后,信托业的直接监管机构仍仅由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部所属监管处负责。几年来的实践表明,因为信托业与金融租赁、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等业务经营与监管差异较大,监管主体现有的内部机构设置难以适应信托业快速发展的监管要求,由此导致信托监臂部门对信托行业宏观战略规划和管理的功能受到很大的局限。同时,由于机构设置的层次较低,监管规模和人员力量过小,可有效支配的资源有限,进而监管权威受到挑战,经常导致虽然发现了问题,却难以或无力及时解决问题的尴尬局面。因此,如果分业经营的金融监管体制要长期持续,单独设立信托监管部门,大幅提升信托监管机构设置的层次,增加监管人员的规模,加强对监管人员的专业培训,就是必要的。同时对于监管中新事务的处理,可事先邀请信托公司、行业协会、社会独立研究机构等参与论证和研究。
(四)监管政策导向的偏差
监管政策的导向是指监管的总体效果对信托产品创新的制约和对信托业发展方向的引导。这种导向偏差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中
1.监管部门的协调问题。信托业务涉及到多个领域,信托业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基金的关系极其密切,但这些领域和行业又从属于不同的监管当局,这就产生了金融监管体系内部的协调问题。这种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管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问题。应强调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等监管部门之间加强协调,避免片面监管,片面强调部门利益;二是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问题。监管政策体系的设计应不遗留明显的监管漏洞,避免各监管部门政出多门,使信托公司无所适从,无法潜心致力于产品的开发与创新。
2.信托投资门槛导致的募集规模限制问题。信托新政之前,有着名的200份信托合同的限制,而新政之后,则有50个自然人投资者的限制。这些限制对信托业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一限制与信托机构自身的管理和技术以及外都市场结合起来,共同制约着更深层次产品的出现。一宗信托产品从了解需求、调研、研发到包装、推介、销售,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时间和资金。从经济投入产出和规模效应分析,对于规模较大、程序复杂的大型项目,投入至少上百万元,JIA设管理费率1%,则需募集到一亿以上资金才能盈亏平衡。在投资门槛的严格限制下,募集规模难以达到规模经济性的要求,不利于信托公司培育核心投资管理能力,也不符合目前的实际国情。长此以往,信托公司没有规模效益,也就没有积极性开发新产品;对信托产品开发的投人不足,就势必导致信托创新产品质量欠佳,低水平重复过多。更为严重的可能是,这种制约信托公司主业发展的规定,有可能成为信托公司“思变思通”的新风险的策源地。
3.关于信托公司的分支机构。新政之后虽然理论上说经过监管机关批准就可以设立分支机构,但是迄今为止实际上信托公司仍然不能开设分支机构。这可能是决策者出于多种考虑,比如考虑到信托监管的难度,考虑到支持注册地的经济发展,考虑到国外私募基金同样也没有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等等做出的选择。但圆外却有适应纯私募的环境和营销体系,而限于中国目前的国情和特色,这样的规定将使信托公司难以发展,产品创新的推广空间也极其有限。从本来意义上说,金融市场应当是没有区域限制的,不可能局限于一城一地。同为金融机构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都可以设立分支机构,而惟独信托公司不能通过设立异地机构开展全国性业务,这使得本已障碍重重的信托业又藏上了一付镣铐。因此,应该尽快考虑允许一些符合条件的信托机构开展异地业务,尤其是资金信托业务。
4.关于监管手段改善的问题。目前对金融机构监管手段的改变有一些较为一致的认识,如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逐渐从行政管制过渡为依法实施监管,重点检查是否违反游戏规则:从集中检查转变为例行检查为主,等等。面对刚刚走上正轨的信托业来说,监管方式中更应该强调尽量避免集中的、运动式的检查。因为这种经常被媒体称之为“监管风暴”的检查,对视信用为生命线的信托业的负面影响是无法衡量的。对重生伊始,相对还比较稚嫩的信托机构来说,一次“风暴”的打击即使不是致命的,也可能是致残的。几次“风暴”之后,信托业可能就整体瘫痪,无以复生了。
有鉴于此,监管部门似更应该加强日常监控力度。根据信托业务建立相应的监控机制,受托人的一切信托活动都是在监管部门的视野范围之内,受到严格的监督检查。监管部门监控的内容应侧重于风险分析和控制方面,指导信托机构调控信托的资产运用方向和信托机构对信托财产运用的安全保障,强化对风险的预测和控制。监管机构应定期检查信托机构各项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帮助其完善必备的内控制度。通过检查,及时了解和掌握信托机构的经营状况、及时制定政策,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信托机构的规范发展。
上述对制度环境中制约信托产品创新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相应的改善建议或对其变化趋势做出了一种基本判断。这种分析和判断是依循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逻辑,并基于对信托制度功能的认可和对信托产品创新基本要素的理解之上,因此可以说是基本确定的。但正如本章开篇所言,对实践中的信托产品创新来说,仅有对其制度环境变化趋势的预测是不够的,大多时候更有意义的分析反而在于,在制度环境变化趋势的大方向基本确定的前提下,其改善的进程可能会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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