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地说,人们创造出不同的制度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对自由、平等、安全、秩序、正义和效率等方面的需求。因此,从总体上说,制度的价值就包括有自由价值、平等价值、安全价值、秩序价值、正义价值和效率价值,它们分别代表了人们对于制度所期待的不同内容。尽管制度在总体上能够满足上述所有的价值期待,但是就各个不同的制度来看,这些期待又是无法同时满足的,因为各种价值之间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因此当一项制度在形成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价值需求时,它就必须做出一个抉择;哪一个价值是它应主要弘扬的,居于主要地位的,这就是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那么,信托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什么呢
从表面上来看,信托巨大的弹性空间与实务设计上高度的灵活性,似乎使其价值取向显得很模糊。但诚如庞德所言,在任一法律调整或制度安排背后,“总有对各种互相冲突和互相重叠的利益进行评价的某种准则。”那么,在林林总总的信托设计中,这样的评价准则是什么呢?通过仔细制析信托财产转移和财产管理的基本制度功能,我们可以逐步清理出信托基本的价值取向,那便是自由和效率。
(一)转移信托与自由
就经济层面而言,自由意味着追求财富的最大支配空间,以最小的限制求得最大的自主,以最小的负担获取最大的利益。考察信托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会发现,为转移财产而设立的转移信托自始至终都在致力于扩张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信托的性格中一直隐含着个人对社会的抗争性,因此其总是在设法巧妙地规避社会加诸于财产转移上的种种限制与负担,从而赋予个人以最大限度的财富支配自由。同时,个人也在时时利用信托本身的特性以充分扩张其支配财富的自由。例如,委托人为确保其特定财产代代相传而不旁落他手,便利用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与信托受益权的追及性。这样不仅使信托财产免受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三方债权人的追诉,而且在受托人违反信托条款处分信托财产而使其落人他人之手时也可人际网络营销。利用信托设计中责任与利益分离的特性,委托人可以最小负担最大利益的方式将财产转移给受益人。利用信托目的自由化的特性,委托人可为各种目的设立信托,巨大财富拥有者甚至可以通过信托,借助财富的巨大影响力实现自己的一定理念,从而影响后代子孙生活形态的选择乃至整个社会的运作。由此,信托不仅通过最大化财富支配空间面扩张了个人在经济层面的自由,而且进一步通过理念的实现而扩张了个人意志层面的自由。
(二)管理信托与效率
在转移信托的基础上,现代信托更发展成为一种提供专业管理的管道——管理信托。管理信托在本质上反映并适应了人类社会对效率的价值追求,因此其地位的与日俱开也就不足为奇。如投资性的自益信托、单位信托等单纯为财产管理而设立的信托,在信托品种中比重日益增大。即便是那些为转移财产而设立的信托,如累积信托和养老金信托,为使受益人能够获得更大的信托利益,也同样需要受托人的积极管理。
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是隐含于自由之中的,现代市场经济富有效率的运行正是建立于财富自由支配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转移信托在扩张自由的同时,也在实现着效率的价值。而管理信托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也从另一层面更大地扩张了财高的支配自由。“盖现令社会对支配财产自由的最大障碍不再是法令限制,而是缺乏专业管理能力与理财所需的个人时间。信托借提供专业管理面促使支配财产能力无限延伸”。因此,扩张自由与追求效率便相辅相成于信托的同一过程之中。
如果从最本原的意义来看,效率是指以尽可能小的成本来实现尽可能大的价值。对这一意义上的效率追求,现代信托是从两个方面来满足的:一是受托人专业化的管理。通常情况下,委托人是因为自己或受益人缺乏必要的理财能力,而受托人则是富有经验的理财能手并受其信赖,才将财产交付信托。在现代信托业兴起之后,受托人发展成为专业的营业机构,理财能力更是得到了空前的扩张;二是受托人负有忠实义务和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必须通过信托财产管理为受益人谋取最大化利益,这是由信托法明确规定的。通过受托人的管理经营,委托人就可避免财富因自已或其后代的轻率鲁莽或错误决定而受网络营销外包,从而避免造成毫无意义的社会资源的浪费。
从另一角度来看,风险的下降同时也意味着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而这恰恰也成为信托设计提升效率的另一机制。如前所述,信托具有有限责任的特性,即委托人或受益人只在有限度的风险内享受信托财产的利益,这便大大缩小了信托受益人的责任范围。信托甚至可通过赋予信托利益以“超越性”,而使信托利益也免于受益人的债权人追索范围之外,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保障受益人权益的力度。
综上所述,信托的基本价值取向具有二元特征,这种二元价值取向有其内在的一致性,即可以通过护张自由进而提升效率。这与现代社会中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价值信条是如出一辙的。因此,现代信托法制便明确地肯定了自由与效率的价值追求,并通过提供较其他法律设计更大的弹性空间和更切实的保障来促进这种价值追求的实现。但从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信托的二元价值取向也隐含有内在的矛盾与冲突。信托总是具有极端扩张自由的倾向,因为在其历史性格中始终保留有个人对现存社会的抗争性。信托的这一性格倾向无疑会引发与社会上其他价值目标的矛盾冲突,比如对他人自由的侵犯,使他人效率的网络营销外包,或者对政府特定社会经济政策的抵触,等等。因此,信托法制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如何将信托无限扩张自由的倾向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之内,从面合理地协调与平衡相互冲突的价值敢向。这种控制与协调的得力与否同时也是衡量信托监管适度与否的一个关键所在。以上述分析为基础,下文拟就我国信托法制中对当事人利益甲衡的倾向和信托监管中对创新与安全的取舍作为考察,以此来揭示信托产品创新制度环境改曾进程中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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