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国信托法对委托人自由权利扩张的有关规定对信托效率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现实市场中影响收益和风险的各种因素变幻莫测,因而信托利益的实现必定要依赖于专业受托人根据市场需要而作出的管理行为。我国信托法赋予了委托人过多的权力,限制了受托人的市场行为,缩小了其市场活动空间,从而也就导致信托目的难以实现。因为在我国现有信托市场中,大部分委托人和受益人都并不具备财产管理的专业知识,不可能及时充分了解瞬息万变的市场,从而也不可能确切判断“信托财产的管理方法是否有利于实现信托目的或是否符合受益人的利益"。如果法律赋予委托人(受益人)享有直接的撤销权或解任权,其结果只能是使受托人在具体的信托运作中大受牵制,从而降低信托效率。进一步说,现代信托法制追求的是在自由和效率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而不是一味维持安全和秩序。因此我国信托法在这一点上与国际信托制度的发展也不相符合中。或许是在立法中对这一点有所意识,因此我国信托法在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利益平衡上又以另一种方式来赋予受托人一定的自由空间。那就是,将受托人的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等义务主要定性为合同义务而非法律义务。
我们知道,对于受托人来说,法律义务是具有强制性的,因而详尽具体的法律义务的调整比合同义务的调整更有利于对委托人(受益人)利益的保护。在英美信托法中对受托人的法律义务进行了具体、详细、体系完整的规定,与之相比包括中国信托法在内的大陆各国信托法在受托人法律义务的立法上存在巨大的差距。中国信托法明确地将生前信托行为规定为合同行为,从而将受托人义务定性为合同义务,受托人对信托的法律义务的范围以合同约定与法律规定为准,法律未有规定的以合同义务为准。如此便将受托人义务更多地留给委托人与受托人通过合意填补四。信托合同如由代表委托人利益的信托专业人士起草,填补可能会成功。但即使专业人士的填补也不一定能达到如英美信托法规定的详细与具体以及较高的专业水平。如没有专业人士的起草,信托法留给信托双方当事人合意的空间范围事实上也就成了受托人可能自由运作的空间范围。当然,在这一范围之内受托人违背信托侵害信托利益的行为将难以通过合同法与信托法得到充分的教济”。
综上所述,我国信托法制通过对委托人权利的强调,表面上似乎标明其价值取向是安全和秩序;而同时对受托人法定义务规定的抽象和笼统,似乎又暗示了其对通过扩大受托人的选择范围,以其对财产的专业化管理来提升效率的渴求。但无论其隐含的立法意图如何,这种对信托主要当事人利益平衡倾向的不明确,客观上直接导致了信托产品创新制度环境改善进程中的不确定性。同时,也使得以信托法制为基础的信托监管的政策取向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更有可能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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