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的分析中曾经提到,监管的出现更多地是为了解央市场失灵的问题,当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无法正常发挥作用时,监管这只“看得见的手”才有其出现的必要。但是中国的信托业监管目前主要依靠的还是一些行政手段,如对于信托业的经营范围、注册资本甚至营销手段的选择等都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予以规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挤占了应当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成熟、完善,中国居民整体理财能力的提高,监管机构可以逐步放宽对中国信托业的一些行政性规定,更多地依靠市场手段。
市场手段的监管可以循序渐进地分以下三个步骤来进行。
首先,中国监管机构对于信托机构营销手段的限制显然是认识到了信托业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以及广泛影响,但是在其他金融机构都在进行大力宣传并抢占信托机构业务的同时,这样的限制对于信托业显然是有失公允的。监管机构可以放宽对信托机构宣传方式的限制,更多地依靠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淘汰资质差的信托机构。
其次,随着居民素质的不断提高,理财意识的不断增强,对于理财机构的选择、识别能力也不断提高,在这种现实情况下,监管机构赋予委托人过多的权利其实并不能真正保护委托人或受益人的利益,反而使信托机构在进行信托财产的运作时无法得到真正的自主权,使信托财产面临种种风险。监管立法应逐渐限制委托人对信托机构过多的约束权力,让信托真正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
再饮,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能应集中于信托机构准人的审查,以及经营过程中的合规性方面,而不再对其他应当由信托机构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决定的事项进行强制性规定。监管机构应更多地将监管的职能放在提供服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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