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从经济学和价值论的角度论述了信托业监管的必要性,如果从法学的视角分析,法律的不完备性理论则为信托业监管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论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皮斯托教授和伦敦经济学院的许成刚教授于2002年提出法律的不完备性理论。该理论提出后,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的学者对其产生了广泛的兴趣,并把其应用到对监管理论的研究中,从而大大开拓了人们对监管理论思考的方式和路径。
在信托业的发展过程中,各国一直在努力加强和完善信托业监管的立法,但信托市场仍然有大量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比如,美国信托法律可谓相当完善,但仍然不能避免信托违法事件的发生,原因何在?皮斯托和许成钢教授在《不完备法律》一文中指出,其根源于法律的不完备性,法律的不完备影响了剩余立法权和执法权的分配,监管者相比较于法庭的优势得以体现,监管的存在也就是有效率的。那么,法律为什么是不完备的呢?这或者是因为法律存在空白,或者因为法律条款的开放性质,或者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法律还可能由于有意设计而不具完备性。“ 如果法律能准确无误地规定所有相关的适用情况,而且如果证据充分即能切实地加以执行,则我们认为法律是完备的。这要求法律能够自我说明(即所有法律的适用对象都对法律的含义持相同看法),并且不需要进行司法解释。否则,法律就是不完备的”。显然,法律具有不完备性。具体到中国信托业立法中,法律的不完备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信托业务范围的法律规范不完善,在《信托法》中对像“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其他财产(如银行不良资产、国有资产、公益基金等)信托”等业务产品基本上没有明确的操作规范;另一方面也没有相应配套的信托税收财会制度的法律规定。比如,在税收方面,根据信托原理和税法原理,信托制度应当具有独特的节税功能,对信托财产转移、管理费用收支到底如何收税,如何既防止利用信托规避税收又防止双重征税,中国立法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由于法官在自由裁量方面的权力,因此,对法律不完备导致的剩余立法权的分配主要是由法官实施的。在程序方面,法治要求法官作为裁判者,首先应当保持中立性,这就决定了法官只能被动地行使权力。相反,信托业监管者作为主动的执行者,能够主动地监管和管理信托业,其手段可以多种多样,如控制市场准人、监督各种活动、开展调查、禁止损害行为以及对违法者给予行政制裁等。在时间上,法官行使监督权主要是事后性的,即只能在损害发生之后而且有人起诉时,法官才会出面受理进一步的行动,如颁发禁令等。相反,信托业监管机构不仅可以在事前设立法律法规来预防违规事件的发生,而且可以在事件发生过程中果断采取措施,以降低损害的程度,而且,他们可以根据实践的发展来修改、完善法规,以适应新的形势。
当然,监管并不适用于一切信托业领域。监管的有效性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监管者监管市场以及确定行为及其结果的类型的能力;其二,预期损害的程度。如果预期损害低,依赖事后立法和被动执法就可以解决。但是,如果预期损害的程度相当大,则引人监管是必要的。总之,只有当行为能够加以标准化,并且这些行为可能产生极大的损害时,由于被动式执法无法对其进行充分救济,监管者主动执法所付出的代价才是合理的。基于以上分析,皮斯托、许成钢教授认为,金融市场可以、也应当运用监管制度,因为引人监管所产生的利益可以弥补由此带来的成本。通过严刑峻法固然可以阻吓一部分信托业违法违规者,但是信托业发展的历史表明,信托市场的参与者往往利用法律的漏洞实施违法行为,而且信托产品不断创新、信托市场瞬息万变,仅仅靠完善法律已不能完全规范信托业的发展,因此就需要建立信托业监管制度。
法律不完备性理论从剩余立法权和执法权的分配角度提出制度设计,指出监管存在的合理性,进一步完善了监管理论。从法律上看,中国目前规范信托业的法律主要有《信托法》《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但是,仅仅依靠“一法两规"治理信托市场显然是不够的。同时,法院作为中立裁判者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其处理信托业违法违规问题的低效率,这就把政府监管推上了监督管理信托业的舞台。从信托业的实践发展看,银监会作为信托业主管部门制定了大量的规则,比如,关于信托业信息披露的系列规定等,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弥补了法律留下的空白,对于构建信托业基础性制度规范信托业的运作,引导信托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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