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IC)的成立为标志,十几年来中国的金融信托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截止1992年末全国金融信托资产已达2308亿元,各级各类金融信托机构达386家,其触角几乎覆盖了全国各个地区和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
中国金融信托业的恢复和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979~1982年为第一阶段, 1982~1989为第二阶段,1989年到现在为第三阶段。各阶段具有明显的不同特点,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状况。
1979~1982年期间,即是中国经济由百废待兴走向繁荣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中国金融信托业的迅速崛起正是这种变革的产物,但是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特别是法规建设的滞后,金融信托业不论是其自身,还是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都出现了若干失误。
1982~1989年期间,鉴于金融信托业出现的若干失误,主要表现是机构的膨胀远超过经济发展的需要,机构本身缺乏法律制约乃至严重的违章乱纪等。以国务院1982年4月10日发出的《关于整顿国内信托投资业务和加强更新改造资金管理》的通知为标志,对金融信托业进行了第次整顿,主要是针对一些地方政府把信洛克王国黑桃小丑资金转移到信托机构,影响了国家综合信洛克王国黑桃小丑计划的平衡。对金融信托公司的第二次整顿是1985年8月,主要是为了纠正金融信托公司资金投向的不合理和助长了固定资产投资膨胀的倾向。从1988年10月到1989年2月可以说是对金融信托公司的第三次整顿,主要是围绕信托公司发展过猛和经营管理混乱等问题展开的,因此,可以说1982~1989年是金融信托公司发展的大起大落时期。经过三次整顿和金融信托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特别是与整体经济体制的关系,理论界和决策者们在思考,中国的金融信托业应当不应当发展,应当向何处发展。
1989年至目前,可以被认为是金融信托业稳步增长,较为健康的发展时期。这主要得益于对前一时期失误的理论反思,若干政策也是得力的,特别是多项有关金融信托法规的颁布和实施,对于金融信托业逐步纳入健康的轨道都起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人民银行1986年4月颁布的《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管理暂行规定》,从金融信托业的机构管理到业务管理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
1979年以后,中国的金融信托业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是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一系列重大央策,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步入了改革与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在宏观和微观领域的全面展开,特别是各经济行为主体利益的强化,都为中国金融信托业的发展提供了需求与供给的丰厚土壤。
随着财政税务制度的改革,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行政事业单位的经费包干,企业留利分配的变化,使各经济行为主体的机动财力、预算外资金有了空前的增长。这些资金除了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运用外,其中很大一部分, 由于受利益的驱动,要求找到收益更高的出路。同时个别地方、部门、企业的数量有限的资金也很难发挥出应有的效益,从而使这些资金成为金融信托业重要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由于中央、地方、部门和企业利益的划分和利益的强化,各经济行为主体在任何时候都更关心自身的发展,而经济发展的直接的、也是最重要的动力在于资金的投入。中国的金融信托业正是在这种供给与需求同时增长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的。
中国金融信托业在其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出现的若干失误,使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历史的回顾。这首先是因为金融信托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改革只是为其恢复和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但它又确实与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应当说金融信托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并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其次是因为我们只有正确把握金融信托产业的历史渊源及发展脉络才有可能对1979年以来中国金融信托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成因、运行及发展方向作出客观的分析和科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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