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新加坡统计局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居民人口当中,华人占比74.3%,马来人为13.5%,印度人为9.0%,其他族群为3.2%;公民人口中华人比例更高,达75.9%,马来人为15.0%,印度人为7.5%。
另据2021—2025 年为年度抽样估计,华人占比随移民结构变化略有小幅波动,整体格局未发生根本改变。
由此可见,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占绝对多数的社会。
但接下来的事实,让这个“显而易见”的定义变得复杂。
为什么新加坡的国家语言不是汉语,而是马来语?为什么行政、法律和学校主要使用英语?为什么国家反复会强调的不是“华人国家”,而是国民誓词中的“不分种族、语言、宗教,团结一致”?
甚至连宪法都写得明确,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和英语同为官方语言,但国家语言是马来语。
这就产生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个华人占四分之三的国家,却没有把“华人”放在国家身份的正中央。
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华人多数没有文化优势?当然不是。
难道新加坡不重视华人文化?也不能这么说。新加坡长期存在双语教育、华文课程、讲华语运动和华人文化机构。
实际情况更加复杂。
新加坡并没有取消“华人身份”,而是把“华人身份”和“新加坡国家身份”有意分成了两个层级。你可以是华人,但国家不能因此等于华人。
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文化,但政治共同体应当高于单一族群。它没有消灭多数族群身份,而是拒绝让多数族群身份直接垄断国家身份。
这背后是现代多民族国家最经典的问题,一个国家里既然有明确的多数族群,为什么还要刻意把国家身份设计成“超越多数族群”的身份?答案要从历史说起。
1)新加坡华人,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
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有两条深层线索,华人社会内部从来不是统一整体,而上世纪60年代的流血冲突,迫使国家做出选择。
1)福建人、潮州人、客家人...谁才是“真正的华人”?
今天我们说“新加坡华人”,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所有华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统一群体。其实不是。
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新加坡华人社会,内部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方言、籍贯、宗族、会馆和教育网络。福建人、潮州人、广东人、客家人、海南人、福州人……他们未必使用同一种口语,也未必拥有相同的社会网络。
殖民时期的新加坡,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的港口社会。
有研究发现,那时的华人和印度人,并不是天然拥有单一的“族群与国家”身份。他们可能面对中国、印度、马来亚以及英国殖民秩序等不同的政治归属;身份是“跨国的”,而非从一开始就锚定在某一个现代国家上。
土生华人(Peranakan,海峡华人)的存在尤其能说明问题。这一群体在当时享有显著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大多接受英文教育,说着一种融合了闽南词汇的马来语(Baba Malay),认同自己为英国臣民。
1900年,他们还成立了亲英的海峡英籍华人公会,与来自中国的“新客”华人存在清晰的社会区隔。
新加坡面对的第一层问题不是“华人是不是多数”,而是“华人这个族群身份,能不能直接承担国家身份?”
如果把“华人”直接等同于“新加坡人”,还要继续回答,哪一批华人?闽南人算不算?土生华人算不算?华文教育者和英语教育者算不算?新加坡最终的答案是:不能直接等同。
新加坡从历史上就不是“中国移民社会”的简单延伸。
新加坡所在的海域和半岛,本来就是马来世界和东南亚海洋贸易体系的一部分。马六甲海峡长期是东西方贸易枢纽,马来语则是这一地区跨族群的通用语。1821年第一艘厦门帆船抵达后华人移民源源不断,到1836年华人已成为最大族群,但这个地方的历史空间并不等于中国。
研究上世纪30年代马来亚公共讨论的学者发现,当时很多华人和印度人开始思考,“民族究竟应该由血缘决定,还是由共同生活的土地、政治和社会关系决定?”他们甚至尝试把族群身份和“马来亚人”(Malayan)身份并置在一起。
新加坡的国家认同并不是1965年以后凭空制造的,它继承了一个更早的问题,一个人在文化上可以属于中国人,但政治上到底属于哪里?
2)两场骚乱、几十条人命,逼出了一个全新的国家
如果说历史构成了深层背景,上世纪60年代的现实碰撞,则是直接的转折点。
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与马来亚联合邦、沙巴和砂拉越共同组成马来西亚。但联邦很快陷入严重的经济、政治和族群矛盾。
1964年7月21日,约两万名马来人在政府大厦大草场集会游行,庆祝先知穆罕默德诞辰。队伍经过甘榜苏布地区时有人投掷玻璃瓶,冲突迅速蔓延为全岛暴力,造成至少23人死亡、454人受伤。
仅六周后,9月3日再次爆发种族骚乱。两次合计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约三千人被捕。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的资料明确记载,马来西亚成立后,新加坡与联邦政府围绕经济和政治问题产生冲突。政治竞争逐渐带上族群色彩,最终在1964年7月和9月发生致命骚乱。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被迫独立。
一个现实的问题随之出现,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城市国家,如果把国家定义成“华人的国家”,会发生什么?
这个问题不能只在理论上讨论。
新加坡所处的地区十分特殊,马来西亚是马来人口占主导的国家,印度尼西亚拥有庞大的马来与穆斯林人口,新加坡本身又处于东南亚战略和贸易网络的中心。
就在独立当天,李光耀宣告:
这不是一个马来人的国家,不是一个华人的国家,不是一个印度人的国家。每个人在新加坡都有平等的位置,语言、文化、宗教一律平等。
原因很简单,1965年的新加坡,面临的不是“我们更喜欢中华文化还是马来文化”的文化选择题,而是一个国家建构问题,也就是“这个国家到底应该属于某个族群,还是属于所有公民”?
新加坡选择了后者。
这一选择并非纯粹的理念产物,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存策略。
2024年,李显龙在建国先贤纪念园动土仪式上,解释了建国一代坚持多元种族主义的三个原因。
第一,他们刚刚有过作为“种族少数”的痛苦经历,决不让独立后的多数族群凌驾于他人之上。
第二,新加坡是华人多数、马来少数的社会,而所有邻国都是马来多数、华人少数的社会,如果搞族群政治,这个国家在东南亚将无法立足。
第三,建国领袖从根本上相信多元种族主义是正确的道路。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1964年的流血冲突和被逐出马来西亚的创伤,新加坡的国家认同建构可能会走上不同的道路。
2)新加坡如何把“国家”架在了“族群”之上?
历史的教训最终转化为一套精密的制度设计。从政治理念到语言架构再到日常生活,新加坡层层递进地把“国家”建构在“族群”之上。
1)誓词里的一个字改动,藏着新加坡的国家逻辑
独立后的新加坡,需要一套全新的国家认同来回应上述历史教训。其核心关键词是“多元种族主义”(multiracialism)。
它并不是要求“大家都不要有民族身份”。相反,新加坡至今仍然重视族群分类。它的真正意思是:族群身份可以存在,但它不能等于国家身份。
国民誓词的措辞很能说明问题。
誓词全文是,“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语言、宗教,团结一致,建设一个民主社会,并以正义与平等为基础,谋求国家的幸福、繁荣与进步。”它不是“我们拥有共同血统”,而是“不分种族、语言、宗教,团结一致”。
1966年2月,时任外交部长拉惹勒南起草了誓词。
他最初的版本写的是“誓愿忘记种族、语言和宗教的差异,成为一个团结的民族”,但最终版本改成了“不分种族、语言或宗教”。
这一改动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国家逻辑。第一种是“差异消失,所以大家成为一个共同体”;第二种是“差异保留,但共同体必须高于差异”。
新加坡选择了第二种,这一选择也得到了民间认同的支撑。
今天的新加坡人仍然会说“我是华人”“我是马来人”“我是印度人”,因为这些身份并没有消失。
2024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IPS)对4000名居民“种族、宗教与语言”调查。
调查发现,86.7%的受访者坚定认为,“新加坡国籍”是身份认同中最重要或第二重要的维度,在所有身份维度中排名第一;其次是最常使用的语言(79.8%)、种族(70.8%)和宗教(61.1%)。
新加坡并没有把“华人”变成过时身份,而是让“新加坡人”和“华人”并存,但不是同一个层级。
一个新加坡华人可以说,我是新加坡人,也是华人,也讲英语,可能还讲普通话,家里保留福建或潮州文化。这些身份不需要彼此消灭,基层是族群,上层是国家,两层并不互相取代。
2)英语管公事、普通话管华人、马来语管历史
多元种族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理念,更具体地落实在语言架构中。新加坡的语言架构最能体现这种分层设计。
第一层是英语,即国家公共空间。
英语是行政、法律、商业、教育和跨族群沟通的语言。它不是任何主要本土族群的传统母语,因此可以作为相对中性的工作语言。
如果新加坡在1965年直接宣布“华人是多数,所以汉语就是国家语言”,马来人和印度人难免会问,这个国家到底是“我们的国家”还是“华人的国家,只是允许我们住在这里”?
英语的特殊优势,恰恰在于它“不属于任何一方”,从而能够让不同族群共同进入公共空间。
第二层是普通话、马来语、泰米尔语,即族群与文化空间。
这三种语言分别对应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的“母语”(Mother Tongue),在学校中作为必修科目教授。
新加坡教育部把双语教育视为教育体系的基石,英语让不同族群彼此沟通并连接全球经济,母语则让学生扎根于自身文化、强化身份认同。
第三层是地方方言与家庭传统,即更深层的地方记忆。
福建话、潮州话、粤语、客家话等,以及各家庭的具体习俗,构成了更微观的文化层面。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悖论需要解释,既然不让华人身份主导国家,为什么又在1979年大力发起“讲华语运动”?
1979年9月7日,李光耀正式发起了讲华语运动,要求公务员用华语与公众交谈,逐步停止广播电视中的方言节目。目标是“五年内让年轻华人停止使用方言、十年内让华语成为公共场所首选语言”。
答案并不是“国家要把新加坡变成中国”。恰恰相反,当时华人内部方言分化严重,福建话、潮州话、粤语、客家话彼此不一定能顺畅交流。
李光耀认为,广泛使用方言使华人社会保持碎片化,用普通话取代方言可以让华人拥有共同语言。所以,普通话首先承担的是“华人内部共同语言”的功能,而不是“整个国家的民族语言”的功能。
数据印证了这一点:根据新加坡历年人口普查,1980年只有13.1%的华人家庭以普通话为主要家用语言,76.2%使用方言。到了2020年,普通话家庭比例升至约40%,方言降至约12%。
一言概之,普通话已经成为了华人群体内部的通用语,但始终没有成为整个国家的工作语言。
为什么国家语言反而是马来语?原因很简单,“国家语言”和“工作语言”本来就不是一回事。
马来语更多承担历史象征功能,英语承担实际功能。
宪法第152条明确承认马来人作为新加坡原住民的特殊地位,政府有责任保护和促进其政治、教育、宗教、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以及马来语。
于是,一套精巧的象征结构就此形成了,英语负责“大家怎么工作”,马来语负责“这个国家从哪里来”,各族母语负责“不同群体是谁”,“新加坡人”则是共同的政治身份。
3)连你住哪栋楼都管,就是为了让各族“混”在一起
语言和宪法是国家认同的上层建筑,而真正让多元种族主义落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制度安排。住房政策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1989年3月1日,新加坡开始实行“族群融合政策”,对公共住房(HDB组屋)的每个邻里和每栋楼栋设定族群比例上限。
最初的配额是,邻里层面马来人不超过22%、华人不超过84%、印度及其他族群不超过10%;楼栋层面分别为25%、87%和13%。
HDB官方资料说明,EIP的目标是防止形成族群聚居区,保持公共住房社区中不同族群之间的平衡。
这件事表面上和国家身份无关,实际上关系极大。
如果不同族群从小到大都住在彼此分离的社区里,“新加坡人”的身份就很难成为日常经验。新加坡采取了现实的逻辑:不是只教育人们“我们一样”,而是让他们在日常生活里反复碰到彼此。
学校里碰到,社区里碰到,住房里碰到,军队里碰到,国家节庆里碰到。共同生活,才是国家认同最重要的一层。
住房政策之外,新加坡还建立了一套与之配套的族群分类体系,这就是CMIO框架。很多国家面对族群差异会选择“不要谈种族”,新加坡走的却是另一条路,既然种族现实存在,就把它明确记录和管理。
CMIO起源于殖民时期的人口分类体系,独立后不仅没有被废除,反而被制度化,深入到人口统计、语言政策、住房配额、社会组织等领域。
学术研究长期对CMIO提出批评,认为这种分类可能让族群身份变得过于固定,使人们很难超越分类去理解自己。
跨种族婚姻增加(根据新加坡统计局数据,2014年约占婚姻总数的20%)也让单一族群分类面临挑战。2011年,政府因此允许混血公民注册“双种族”身份。即使是精心设计的制度,也需要随着社会变化调整。
新加坡的国家认同并不是“取消族群”,而是把族群差异固定在一个制度框架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超越族群的国家身份。这套制度并非没有争议,它的代价和调整正是下一部分要讨论的内容。
3)先看马来西亚和印尼,再看新加坡付出的代价
将新加坡置于比较视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其选择的逻辑。另一方面,任何制度设计都有代价,新加坡也在不断调整。
1)马来西亚选了另一条路,印尼连爪哇语都不用
要理解新加坡的选择,最好的参照系是马来西亚。两国历史密切相关,但对“谁定义国家”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
马来西亚宪法第152条规定,马来语为国家语言并用于官方用途;第153条规定,最高元首有责任保障马来人及沙巴、砂拉越原住民的特殊地位(也就是“土著”/Bumiputera地位);第3条规定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马来统治者制度则保留了马来王室的象征性角色。
学术研究,通常将这些内容视为马来西亚国家宪制身份的重要传统要素。换言之,马来西亚的国家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允许多数族群的历史身份进入国家宪制。
新加坡走了另一条路,多数族群仍然保留,但国家身份不直接等同于多数族群,两套制度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同一个问题做出的不同安排。
在上世纪60年代经历了合并、冲突和分离之后,新加坡对这个问题的敏感程度显然很高。
如果说马来西亚提供了“多数族群进入国家宪制”的对照,印度尼西亚则提供了另一种思路,最大民族的语言也可以不等于国家语言。
1930年人口统计中爪哇人约占47%,是最大族群,但印尼没有选择爪哇语作为国家语言,而是选择了建立在马来语传统之上的印尼语。
原因在于,马来语原本就是群岛地区跨族群的主要通用语,而爪哇语紧密绑定于爪哇社会,且拥有复杂的等级语体,很难成为平等的全国通用语。
1928年“青年宣誓”(Sumpah Pemuda)确立了“一个祖国、一个民族、一种语言即印尼语”的原则。这是一个激进的政治选择,用一种不是最大族群母语的语言,构建超越单一族群的民族想象。
类似的逻辑在其他国家也能看到。
瑞士德语使用者约占62%,但国家承认四种国家语言;坦桑尼亚有120多个族群,独立后推广不属于任何内陆大族群的斯瓦希里语作为国家语言;印度则以世俗、多元和联邦框架容纳多语言、多地区身份。
这些国家的具体路径各不相同,但都在尝试同一件事,创造一个足够大的身份,让不同群体都能够把自己放进去。各国的历史条件、族群结构和国际环境差异很大,不能简单地说哪条路径更优。
2)方言快没了,新加坡开始“后悔”了?
任何制度设计都有代价,新加坡的模式也不例外。CMIO框架的持续运作,可能让族群差异越来越制度化,使人们难以超越分类理解自身。
讲华语运动也留下了明显的语言代价,1979年以后长期限制方言节目,导致普通话大幅增强,而传统华人方言的代际传承明显减弱。
用普通话整合华人是一种整合,但也伴随着文化取舍。国家建构从来不是“所有目标都可以一并实现”,而经常是得到一样东西,就会减少另一样东西。
意识到这些代价后,新加坡的语言政策近年来也在悄然调整。
2026年7月,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在国会回应中专门讨论了讲华语运动与方言文化遗产的关系,承认在新的语言环境下需要更加重视方言文化。
8月23日,总理黄循财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将放宽方言电影上映限制,只要配有华语配音版本,方言版本的上映次数不再受限;政府还将支持宗乡会馆开展方言课程和文化活动。
1979年的问题是“怎样让华人拥有共同语言?”到了2026年,问题变成了“普通话成为共同语言之后,怎样避免华人方言文化完全退出?”这是语言国家建构进入成熟阶段后的新问题。
语言政策之外,国家认同也在发生更深层的转变。
今天的新加坡已经开始从“新加坡是不是华人国家”转向另一个问题,“什么才算真正的新加坡文化?”
答案越来越不像中国文化、马来文化、印度文化或英国文化,而是这些东西混合后产生的新加坡经验,包括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本地饮食、娘惹文化、南洋音乐、多民族节庆和城市社区生活。
2025年IPS研究甚至把新加坡式英语与男性服兵役的共同经历,列为“新加坡人”的身份特征。
所以,真正成熟的国家认同,最终往往不是“我们都是同一个祖先”,而是“我们共同创造了一套别人没有的生活方式”。
4)尾声:新加坡到底做对了什么?
回到最初的问题,新加坡的答案可以归纳为五层逻辑。而它真正提出的,是所有多民族国家都无法回避的更大问题。
第一层是历史。
新加坡虽形成华人多数,但长期处于马来世界与东南亚海洋贸易网络中,本身就是多族群社会;华人内部又按方言、籍贯、教育背景严重分化,“华人”从来不是天然统一的政治共同体。
第二层是政治。
1963至1965年的合并与种族冲突,让“族群政治会把国家带向哪里”从理论变成流血的现实。一个华人多数国家若以族群定义自身,在马来人占主导的东南亚将无法立足。
第三层是制度。
独立后,多元种族主义被写进国家身份:宪法第152条承认马来人原住民地位,第153A条确立四种官方语言,EIP住房政策避免族群聚居,CMIO框架将族群差异纳入制度化管理。
第四层是语言。
英语成为跨族群公共语言,普通话主要承担华人内部共同语言和文化传承功能,马来语保留国家语言的历史象征地位。三种语言各司其职,没有族群语言垄断国家公共空间。
第五层是身份。
新加坡没有要求人们停止成为华人、马来人或印度人,而是让这些身份共同嵌入更高层次的“新加坡人”身份。2024年IPS调查显示,86.7%的居民将国籍视为最重要的身份维度,族群和宗教身份并没有消失。
新加坡真正做的并不是“让华人多数消失”,而是“让华人多数不能直接等于国家”。多数是人口统计学概念,民族是文化和社会身份,国家则是政治共同体。三者可以重合,也可以不重合,新加坡选择刻意让它们不要完全重合。
这一切都在反复回答同一个问题,如果最大的族群就是国家,少数族群如何真正相信“这是我们的国家”?
新加坡的办法是,不会要求少数族群变成多数,也不会要求多数族群放弃自己的文化,而是把国家身份放在所有族群之上。
所以,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为什么新加坡不做一个华人国家”,而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一个多民族国家,究竟有没有可能让人口多数族群拥有深厚文化存在感,又不让这种文化存在感变成对国家身份的垄断?
新加坡的经验提供了一个具体答案,可以尝试,但代价同样存在。
你需要强大的制度设计、共同的公共语言、混合的生活空间、不断维护族群间的共同经验,也需要接受一个事实,当国家试图超越族群时,它并不能真正消灭族群,只能不断告诉所有人,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我”,但国家必须找到一个足够大的“我们”。
毕竟,一个国家最困难的事情,从来不是证明“我们一样”。真正困难的是,明明我们不一样,为什么还愿意把彼此叫作“我们”?